对“反全球化”的反思和对策

英国“脱欧”公投是今年的国际大事，它对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影响或许还有待观察，但由此把“反全球化”声浪推上历史新高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全球化已走过很长历程，曾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特别是20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有机会通过资本、技术和信息的“外溢效应”，结合后发优势，获得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机会，在改变国家历史命运的道路上迈出了实质性步伐。尽管关于全球化的争议性话题从未退去，但时至今日，来自国家和社会内部日益尖锐的质疑和批评却是始料未及的。越来越多的社会精英、思想界和学术界人士开始认真面对这一现象，希望通过深入研究找出问题根源，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明确方向。

这一轮反全球化不同于本世纪初以来八国集团峰会等大型国际会议现场难以驱散的“反全球化”示威抗议，那往往是西方国家内部失业和福利下降人群发泄对政府不满的表现；也不同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报刊上周期性刊登的痛斥西方国家延续“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那往往是第三世界国家左翼政治势力主导的意识形态言论。今天的“反全球化”则源于对全球化弊端实实在在的集体抵制。

当前，全球化弊端最突出的表现，是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的扩大。虽然过去20多年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差距在缩小，但南北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却未见实质性改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数据，2013年发达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4万多美元，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8.2倍，远高于总量差距的1.6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也日益显著。很多反全球化者认为，资本和技术的自由流动以及开放和信息共享，并没有带来“明天好于今天”的信心。

这一轮反全球化的背景和动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国际金融危机“后遗症”影响深远。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新兴经济体的“火车头”拉动效应明显减弱，主要发达国家采取外溢性宏观政策可能性仍然存在，包括北方和南方的很多国家经济增长、收入和就业陷入长时间低迷，各种债务负担大幅上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对全球经济前景持悲观态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Lagarde）认为现在的不景气恰恰是主要经济体未能妥善应对金融危机的结果。美国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认为“世界经济已陷入增长困境”。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LarrySummers）认为“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威胁”。越来越多的人担心，金融危机造成的重创将吞噬冷战后20多年全球化大发展的成果。

二、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抬头。经济不景气导致财富缩水和国力下降，此前长期奉行的社会福利和保障政策难以为继，一系列新老政治、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而政府因财政困难和债务缠身难以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国家内部出了问题，往往有三个主要“撒气桶”，一是批评现政府和执政党，二是排斥外国移民和少数族裔，三是把矛头指向其他国家。一时间，以寻找“替罪羊”为标识的狭隘民粹主义受到追捧，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右翼势力大行其道；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更是公开宣示其排斥移民的民粹主义立场。右翼势力和民粹主义很可能蒙蔽社会和政府的判断力和良知，偏离理性、包容、人本、温和的轨道，社会动荡也就难以避免。

三、一体化进程出现逆流。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的“衍生产品”，甚至是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二战后从欧洲一体化开始，如今全球范围内已形成多个区域一体化进程并行不悖的格局，而这也成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重要成果。然而，近年来，以美国强力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为标志，出现一种要打破既有区域一体化格局，取代和终结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性多边贸易框架及谈判进程的苗头。此举影响已超越国家间竞争战略，是对既有自由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巨大冲击，也是对欧洲、亚洲等地区实现产业链整合、共同发展的无形干扰，并很可能将广大发展中国家又“甩回”到国际分工体系的边缘地带。英国“脱欧”对国际社会造成震撼，它是欧洲大国对一体化进程投下的“不信任票”，不仅暴露出欧盟内部政治、经济整合过程中的积弊和矛盾，而且也动摇了人们对全球化增进人类福祉的信念。

四、全球性问题带来新挑战。难民问题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来自中东、非洲及亚洲的难民自身是地区冲突与动荡的受害者，其无序流动也对难民目的国造成困扰和负担。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显示，目前全球难民总数约6000万，这是世界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结果。另一个令全世界头疼的难题是恐怖主义，恐怖活动及其背后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四处蔓延，从法国、德国到美国及东南亚，已对各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西方多以“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恐怖主义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大国武力干预导致中东等地区陷入贫穷落后才是根源。难民和恐怖主义的全球扩散，已成为世界乱象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质疑全球化的最新证据。

毫无疑问，全球化正在经受历史上和平时期最大的挫折，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南方或是北方国家，都已出现反全球化的呼声、主张甚至政治纲领。但全球化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其进程不能、也不会轻易中断，这是历史的潮流。

全球化作为一个重大历史现象，尽管遭到很多诟病，但仍无法抹杀其为促进世界共同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全球化使人类选择不同于以往的财富创造、国家间关系及文明演进模式成为可能。1.全球化提升了世界各国的总体福利水平。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资本、技术、信息、人员等多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大型企业使生产分工与资源配置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一国的市场与国际市场密不可分，一国的技术进步也将通过“外溢效应”惠及更多国家。新世纪以来，“金砖国家”、“新钻十一国”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带动了亚洲、非洲及拉美等地区整体处于上升势头。全球化使世界“变平”也“变小”，越来越多的国家、社会和个人全球化的成果，这是大势所趋。2.全球化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全球化催生了全球性和地区性治理机构，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到欧盟、二十国集团等，毫无疑问全球化大大提升了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度，只有合作共赢、同舟共济，才能战胜各种复杂挑战，实现持久繁荣发展。3.全球化促进了多样文明间的交流互鉴。全球化为增进多样文明间交流与理解带来了契机。时至今日，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已建立成熟完善的人文交流机制，每年丰富多彩的人文和文化交流活动遍及全球，各国政府出台政策法律、跨国企业进行开发经营时都要充分尊重不同文明文化的价值和多样性。尽管对不同文化价值的认知存在分歧甚至误解，但不容否认，人类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彼此如此熟悉、走得如此之近。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应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继续发挥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作用。冷战后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快速发展，得益于世界经济持续增长和全球化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中国经济也难以一枝独秀。很多国家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实践获得启示，仅靠量化宽松等货币政策无法挽回经济下行颓势，必须在加大财政政策力度的同时，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强宏观政策协调，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进入“新常态”，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需和投资拉动的增长方式，转而向内寻求挖掘自身活力和潜力，不断创新宏观调控方式，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使中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应通过完善全球治理来解决。随着中国的全面崛起，争取更大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势在必行。建立和完善由联合国主导、规范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符合中国多边主义外交政策和多极化战略需求。中国作为主要经济体，不仅要善于利用既有国际秩序和体制获取最大利益，还必须通过参与国际议程设定、承担相应责任和提供公共产品，逐步跻身于全球事务的核心领导层。作为二十国集团（G20）重要成员，中国今年9月成功举办G20领导人杭州峰会，不仅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开出了行之有效的药方，而且提出了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下一步，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加强科技与创新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增长，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寻求应对恐怖主义和难民问题标本兼治的有效途径，为建立开放、平衡、公正、高效的全球治理格局作出积极贡献。

推动实现世界包容发展新格局。当今时代，一国之内，必须致力于以人为本、促进增长、扩大就业、公平分配的包容性增长。全球范围内，社会的繁荣进步很难建立在发展的鸿沟之上，只能走南北合作、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包容发展之路。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必须找到兼顾自身和世界的共同发展路径。盘点自身优势，中国是全球120多个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国，更是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产业和制造业体系完备，技术集成和设备配套能力位居前列，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水平世界一流，再加上资金储备雄厚和信贷方式灵活，完全可以实现优质工业品、成套装备、工程技术的全面输出。而广大非洲、亚洲、拉美的发展中国家及中东欧国家，普遍存在健全工业体系或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的紧迫需求，中国与它们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空间和潜力巨大，还可以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搞三方合作，实现双赢多赢、互利共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近期看有利于盘活国内富余的工业制造能力，缓解发展压力；中长期看有助于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取得有利地位，是推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的重要步骤。从更大意义讲，这实际上开启了以中国为枢纽、衔接上下游的新一轮产业转移的序幕，将直接影响到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重塑过程。

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引领全球治理、发起国际产能合作，有规划蓝图，也有切实行动，既顺应全球化大势，又能支持和推动全球化进程，不仅使自身继续从全球化中受益，也有助于让全球化成果惠及世界更多国家和人民。